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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记者,我还是记者!

2006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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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晰地记得7年前的今天,那时我还是个刚刚加入校报记者团的大一新生。那天中午,一向没有午睡习惯的我正准备去教室,却意外接到当时记者团团长、中文系98级葛占林的电话。葛团长风急火燎地叫我立即赶到他的宿舍,却没告诉我原因。由于事先没有见到通知海报,我认定有重大的突发性新闻发生,便揣起采访本一路狂奔过去。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又受宠若惊地推开门,却发现葛占林和几位老记者很悠闲地站在那里,桌上还摆着瓜子和爆米花,分明是在开茶话会。也是在那天,我认识了次任团长、中文系99级的徐海东。

葛占林很不经意地对我说:“你是最后一个被通知到的新记者,却是第一个到达的。这才是好样的记者。”

这时我才知道,这一天是中国的第一个记者节。老团长正是用这样独特的方式来庆祝这个独特的日子。

葛占林团长是我大学期间唯一敬佩的学生。除了他之外,大学期间,没有第二个学长、同学或学弟学妹可以让我仰视之,尽管我的个头并不高。当然,葛占林对我的影响并非仅仅一个记者节,我可以说上很多很多,但又好像无话可说,因为他对我的影响都是那种心灵层次的交融。比如他评价我“君子之交淡如水”,一直被我奉为自己的交友原则之一;他嬉笑怒骂的写作风格,也被我所继承;他身为团长却不摆架子,在人际关系复杂的大学校园里把才人辈出、个性张扬的记者团治理得其乐融融。我记得周文清说,记者团是她参加的社团组织中唯一没有勾心斗角的一个。真的好像人人都是团长,而团长却成了专门给大家买瓜子爆米花、贴海报、取稿件、传达信息的公仆,这些也成了我日后成为记者团团长、原创剧社社长、团支部书记等“官职”的模范……而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他教会了我喝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着留其名!

2001年,大学生通讯社改组建立、陈黎明篡权谋政。我想来对卑鄙小人唯恐避之不及,但这次,正是因为肩负着老团长的嘱托,正是因为依恋着老记者团的那份其乐融融的气氛、吃着爆米花开会的欢乐,我忍辱负重,苦苦抗争一年——他绝不是那个开会时自己掏钱给我们买爆米花、满校园贴海报和取稿件、凡事身先士卒的葛占林!我拒绝在社长提名投票上签字,拒绝参加秘书处会议,我秘密组织包括葛占林、徐海东这些已经退休的老记者商讨“复辟”。一次开会时,陈黎明突然妄图找茬解除我“采访组组长”的“兵权”,并有意宣布开除我手下的两员“大将”,被我当即拍案而起、当场驳得哑口无言,哪一天,真是太痛快了!最后我还在校长办公室主任等领导参加的会上登台演说,当场痛斥痛骂一切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而妄图毁灭记者团和谐的罪孽!那天,真是太痛快了!后来,阳智明老师说我在演讲时眼睛红红的,像是哭了;直到今天,那一场景还被茅老师常常提起,她说尤其记得我的那句话:“记者团已经成为了某些人谋求私利的工具”,而我记忆深刻的却是另外一句:“如果我不把记者团带好,我对不起老团长,对不起葛占林!”

葛占林在毕业前反复对我说:“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在我退出记者团,立徐海东为团长时,没有立你为副团长。”我明白老团长的另一层意思,可我没法说。怎么说呢?这让我后来没能成为大学生通讯社的“一把手”。可我并不在乎这个团长的称号,徐海东任命秦苏文接手记者团时特意语含机关暗示我以大局为重,不要心存不满。我怎么会呢?因为我心中的记者团,人人都是一样,无所谓团长不团长,就是这样单纯,也真的是这样单纯。但秦苏文的妥协后来让我伤透了脑筋,如果当年我是团长,我的抗争或许会更显得有力量,记者团或许就不会那么轻易被卑鄙奸诈小人所得——以我的个性,我绝对不允许;以我的坚定,我绝对不让步;以我的手段,我绝对会让他该哪去哪去。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而有些事情,有些内幕,我还是不说了,这么多年了,有人忘了,有人淡了,说了伤和气;这些天,更是了解了一些真相,那一刻,心里冰凉。可更是没法说,说了更是伤和气——但是心酸啊!可也没什么后悔的,因为我痛快过,恣意过,我没有妥协,我坚持了我自己!而时至今天,我依旧不愿意称“大学生通讯社”,还是习惯叫着“校报记者团”这个名称,亲切啊!

我在记者团 “服役”三年,见证了大学生通讯社的改组成立,见证了《心声报》的诞生,见证了《徐州师范大学报》由月刊变为半月刊、再变为旬刊,见证了校报编辑部由云龙迁往泉山、由文科楼搬向21世纪大楼,见证了初日部长、薛萍老师、阳智明老师、刘业伟老师、茅静华老师这些编辑老师——如今,我跟刘老师和茅老师成了“同事”,也成了校报的一员编辑。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再也不用在宿舍里聚会,有我一张桌子,我还在办公室养小乌龟、养小白鼠,把电脑也搬去了,每天就像上班一样;我们有了电子投稿信箱,逐渐取代了带着一串钥匙到校园各个角落挨个开启木制稿件箱取稿;我们开始用手机短信相互联系,再也不必连夜赶写海报四处张贴,还要防着被覆盖……而我每一天都记着老团长的那句看似随意的话语——你是最后一个被通知到的新记者,却是第一个到达的。就像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那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说明你离得还不够近。”

于是,当参观团现场走访食堂的时候,正在进餐的我立即扔掉筷子,摸出随身携带的采访本冲上前去;当 “非典”让校园处于“封闭”状态、让大学生们处于“郁闷”状态的时候,我反倒精神抖擞,端着相机四处捕捉感人镜头……我知道,作为一名记者,我可以最后一个获悉情况,但我要第一个到达现场;作为一名年轻人,我可以最后一个听到发令枪声,但我要第一个冲上前去,冲到最近!

2003年记者节前后,已经大四“全隐”全力投入乐城建设的我作为老记者应邀参加科文学院通讯社成立仪式,那种心情是自豪的,比“在位”时应邀到教育系的那次发挥超常的讲座还自豪。因为那时,我也成了葛占林。我在嘉宾留言册上写下了如下的话:说实话,讲真话——做本色记者!

今天,又到记者节。想到7年前的那一幕,我曾是记者,我还是记者!

生活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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