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来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我为着自己的理想过着忙碌而单调的生活。对于“圣诞”，我本来是很喜欢的，只要是节都喜欢。可一来今年无人相伴，二来脑中多少有些抵制洋节的基因，索性不拿它当回事了。手机里也收到了一些庆祝圣诞的短信，我一条也没有回，不想在中国的国土上为西方文化制造氛围出力。反正对方都是群发，少我一个回复也算不上失礼。等过春节、清明、端午、重阳这些我们自己的节日的时候，我定会一一加倍返还祝福。
但就在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手机响起，紧接着我从电话里听到了外面电梯到达的声音。就这么意外地收到了一份圣诞礼物，完全在意料之外，让我惊喜万分，也让这一天有了重量。
苹果、桔子、香蕉、小西红柿、泥猴桃、可乐、咖啡奶茶、贺卡
自从2003年12月27日，我以一纸“坚决反对英语文化侵略”为答卷圆满结束了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便指天立誓今生不再进入任何英语考场。我不反对中国人学英语，但这么着兴师动众全民学英语总不是个事儿。卖国之举。
今天，我食言了。
上午，我走进了英语四级考试的考场。不是以考生的身份，而是以监考的身份。
1、试题泄漏
近几年英语四级考试屡屡出现试题泄漏事件，在2003年6月的四级考试前几分钟，我的一个同学就准确无误的收到了该场四级作文考题的短信。我们的教育部门想尽了各种亡羊补牢的办法，但今天我才明白这些办法全都是补小洞漏大洞。
我是于今天早上8时许拿到这次四级考试的试卷的，而按照考试规定，考生进入考场的时间应该在8点40，并且有15分钟之内的允许迟到时限。这就是说，我有足足55分钟的时间可以把我手中的试卷透露给任何一个手机开着且功能正常的人！除非他到火星上去漫游。
在这55分钟内，对我起到监管作用的，只有同考场的另外一个监考老师。而如果我想“摆脱”她或者跟她“勾结”在一起的话，绝对是易如反掌。
触目惊心。耸人听闻。
本着良心我没有把考题露给任何人，但今天我们这个校区今天参与四级考试一线的监考人员估计有400人之众，放到全国更是不计其数。这么些人是否都能同我一样遵守法纪，我就不敢保证了。
联想到前几年的试题泄漏大都是在考前几分钟，作文题目惊现在互联网上。最大的嫌疑恐怕就是考务人员在拿到考卷后通过四通八达的通讯系统把最容易发送的作文考题泄露了出去。这是再明白不过，可几年了，考试部门怎么就一点措施也没有呢？难道这些人都是傻子？更可笑的是，这次四级考试，作文特地提前到了考试的第一部分，这也叫防作弊？自欺欺人！
2、卖国考试制度和贻笑大方的试卷结构
现在的四级考试改成了710分制。为了避免全社会过度重视四六级成绩，不发合格证，发成绩单；为了与国际接轨，据说四级考试还有向托福、雅思靠拢的趋势。就这次考试来讲，不仅把作文提前到一开始，还增设了快速阅读考题、增加了听力的时长和分值，考试流程复杂地像发射神舟飞船。对这些，我给予两个字的评价：胡闹！
不发合格证改发成绩单就能避免全社会过度重视四六级成绩了？数年前在这项制度刚刚出台的时候我就说过，这只能加剧这种不公！因为在发合格证的年代，60分和79分一样都是一张“合格”证，80分和100分一样都是一张“优秀”证。现在改发成绩单，还把满分扩容到710分之巨，那么考426分（60%）的和考561分（79%）的，原本都是属于同一水平阶层，可现在硬生生被拉开了层次。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研究考试改革的“专家”们怎么会连这点都看不到！
3、文化侵略
我有幸拿到过一张四级考试合格证，并没有花费太大的精力，只不过关了一个星期的手机而已。但相比之下，在现在的高校自习室里，无论是中文专业的还是数学专业的还是跟英语压根扯不上关系的专业的，清一色都在猛攻英语；每天清晨，在鸟语花香的学校花园里，清一色也都是捧着英语书咿咿呀呀配合着树上的鸟儿鸟语不断。还有考研，如果一个人想考取古代汉语类研究生，而限制他的并不是专业课而是英语！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是一种文化侵略。彻头彻尾的汉奸式英语文化侵略。每当我看到电视里在播放给还没刚学会中国话的孩子们播放英语学习节目，我就热血沸腾。我感到八国联军又来了，圆明园又被烧了！我曾参加过学校的一个特级奖学金获得者的座谈会，其中一个佼佼者说：“现在的孩子，就是应该让他在还没学汉语的时候就去学英语。”如果当时我手里牵着一条狼狗的话我一定会松开绳子。那人还是我不错的一个朋友，从那以后，我就再没理过她。我没拿过奖学金，不敢去攀附。
小学时学过一篇课文，《最后一课》，知道语言也是一种武器，而且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所持有的汉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是语言武器中的核弹！可我们却主动缴械投降，让人伤心，让人愤慨。
我常看到法国人民抗议他们的政府官员在国际会议上讲英语，有一次法国总统竟因为某大臣不讲法语而愤然离开会场。《最后一课》所庇佑的国度，如此为自己的文化而抗争，我们的教育人士、我们的以说英语为荣的领导，尤其是某些到了外国就把说英语当成自己的幽默方式的领导人，都应该为之羞愧到死！
4、监考尺度
我向来是反对作弊的，但我在监考时总是愿意在制度允许的最大限度内给饱受应试教育摧残的学生们以最大的理解和帮助。我知道对大多数要拿文凭吃饭的考生来说，四级证书的重要性几乎和学历一样。来到考场，紧张程度也不亚于高考。于是在考试前，我会尽可能为他们缓冲考试压力。想到以前我考试时遇到的都是冰冷着一张脸的监考老师，我不忘幽默上一两句，并祝他们考试顺利。
考试第二部分结束的时候，按照规定，要把答题卡1全部收上来。时间一到，我和另外一位监考老师便兵分两路收答题卡。当我收到第二个同学的时候，她正在急匆匆把做在试卷上的答案往答题卡上填涂。我二话没说跳过了她，接着收下一个人的试卷，全部收完后再来收她的。
我认为这不叫协助作弊、执法不严。因为第一，收试卷总是有先后顺序的，我第一个收她和最后一个收她没什么区别；第二，考场上并没有任何时间提示的统一铃声，收答题卡的时间完全是以我自己手机上显示的时间为依据，误差上几十秒甚至几分钟根本不足为奇。
抛开这些制度规定都不说，即便按照我们老祖宗有关“忠恕仁爱”的敦敦教诲，我也没有理由不这样做。看来，英语至上的卖国之策的确让我们丢了自己的文化。
巧的是，另外一个监考的收卷路线也出现了这样的事件，她强行把答题卡从焦急火燎的考生手中没收。那考生后来来求我让她填完，我深知这几分考题可能对她至关重要，还会影响到下一阶段考试的发挥。可是，当时她的答题卡并不在我手中。我用许可的眼光看了看另外一位监考老师，没想到她却异常坚决地说了“不”字，还当场把答题卡装在试卷带里并密封。我为她可惜，因为如果她把握住时机，在我整理答题卡的时候上来求情，我一定会给她让她填完的。
监考过程中来了一个考务人员，拿来两个大信封。我以为是什么重要文档，没想到却是钞票。他从一个信封里抽出一张绿色的交给我，又从另一只信封里抽出一张棕色的。这就是我这次监考的全部所得，9美金。
可直到到现在，我眼前还晃动着那个没来得及把答题卡涂完的考生看我时殷切的目光。
上午杨老师给最近有些小低迷的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的第一本书《一定要把老师“搞掂”》，刚刚获得了由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评出的2006年度少儿类优秀畅销书奖。
杨老师告诉我，这个奖属于政府奖，对我评职称有利。身为准自由撰稿人的我没有什么职称可评，我写作也不是为了获奖和评职称，但这个意外的奖项无疑对我是个激励。
当然，这个奖几乎全部要归功于杨老师的悉心指导以及海天出版社的良好运作。我想起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从未出过书的我很是急于能早点把书出版，可杨老师却让我一改再改，并反复告诉我：“咱们要做就做一本畅销书，要不胡乱出上十本都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杨老师的话应验了。
说来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这个奖还是我从小到大在写作方面获得的第一个奖。大学期间我获得的证书在家里摆了一大排，而且门类很多，有相声方面的，有网络方面的，有记者采访方面的，有学生工作方面的，有社会实践方面的，有讲课方面的，甚至连英语方面的都有。但我从未在我最擅长的写作上获得过任何奖项。我不太喜欢参加征文比赛，因为我投过去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石沉大海，后来我凡是遇到征文甚至采取了一律放弃的态度。如今，第一次获奖就拿了“优秀畅销书奖”，跟这本书本身一样，起点高了点儿，属于“大器晚成”。
更可笑的是，《一定要把老师“搞掂”》在不久前还因为“谋逆罪”被通报批评。几天之间，从冰峰到火海，就像我在《一定要把学校当监狱》中所写到的，平时最爱违反校规校纪的范球球把《学生守则》背熟之后，竟然获得了“遵守校规校纪模范标兵”的称号。这个世界真童话。
不知为什么，我最近常常梦到2004年12月1日，当我毅然从中学辞职，迈着阔步走出校门的情形。我丢了一个铁饭碗，捧到的是一个金饭碗吗？
马季先生去了。今天上午。72岁。很年轻。
我虽然并不太欣赏马季的相声风格，但依旧为大师的远去而悲怆。
我虽然算不上正式的相声演员，但毕竟还是曾热衷于舞台艺术的相声爱好者。
记得在马三立告别舞台演出时，马季先生献了一幅墨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马三立、侯宝林、王凤山、张庆森、赵佩茹……这些大师走了，日渐疲软的相声似乎真的要“后无来者”了。
现在马季先生也走了，留下的是只会把相声当小品演的冯巩、在网站上的热情胜过在相声上的热情的姜昆、比起舞台更乐衷于县长宝座的牛群、做起了相声俱乐部还偶尔忙中偷闲嫖嫖娼的李金斗，还有大大小小忙于走穴的大腕小腕们。他们都如此，到底还有谁把相声当成一种事业来追求呢？
我最喜欢和最崇敬的相声大师是马三立，马老不到16岁就登台演出，在相声舞台上执著80载，把毕生都奉献给了相声事业。而其子马志明当被问及“你的儿子马六甲是不是还在说相声”时，他非常果决地回答：“基本上不说相声，我不想让他跳这个‘是非坑’。”一代相声宗师马老，如在酒泉之下得知其子把相声看作“是非坑”，不知会有如何感受！
马季走了。相声也要走了？
大师走好。说不定哪天我写作写腻了，还会回去说相声。
这几天心里有些乱，有些烦。几档子事都堆在一起了。孤独。而且第一次有了不想写作的念头。
《一定要把老师“搞掂”》，被一些所谓的舆论监管者，认定为有误导青少年之嫌，提出通报批评。要不是杨老师拦着，等下次印刷时恐怕连书名也要改了。而我筹划已久倾情创作的《差点把学校当监狱》，不得不在封面上把“监狱”二字换成“鸟笼”，意境大煞。
我可以想象那种场景，那些天天上班就是看报的政府工作人员，有一天终于感到这么白拿纳税人的血汗钱过意不去，就无事生非找到一张长长的出版目录，扫眼一过，突然发现有一本《一定要把老师“搞掂”》没交保护费，就拍案大喝“老师怎么可以被搞掂？”于是向出版社发出通报批评。本来嘛，如果他不下发这通报，谁能知道他做了工作，更显不出他监管者的权势。至于作者的本意、书中的思想和读者的感受，他全然不顾也根本就不想顾，倒上一杯水继续读报就是了。而我还要从每次版税收入中缴纳出不菲的一份用来养活这帮子寄生虫！
几天没有写一个字，原本令我引以为豪的进度，就这么拖拉下来了。媒体上天天叫嚣着的所谓“为作家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就是如此！
当然，我不是郑渊洁，不会因为一些所谓国家政策上的无奈就以罢笔为抗，那样吃亏的还是我。但心里还是不舒服。一个爱好写作的人在拿起笔的时候不应该有任何事关良心以外的禁忌。但在这个国度里，不要说我，就连巴金老人家，也不能在临终前痛痛快快地实现他的良心，建立文革纪念馆。我喜欢方块字，我喜欢中国，但心里总觉得被什么阻隔着。
也不是就这么一件事，还有其他的几件事，鬼招魂似的，不得安宁。先休息几天，过几天再写。进度拖拉了就拖拉了吧，反正是自己给自己定的进度，想原谅自己随便找个什么理由都行。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早上，在南京上学的蝴蝶给我发来这么一条短信：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本来有个幸存者聚会，被政府取缔了。俺刚才被拉去签名，签完仔细一看，原来写的是“中日友好合作共创繁荣”。开始明白为什么被屠杀了。历史只被最不需要记得的小学生记住了，如果南京再次被屠城我一点也不意外。不知道痛苦比不知道反抗更可怕。”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的心很酸，比几年前的今天在学校海报栏里贴上“铭记国耻”可周围同学却纷纷议论“今天是什么国耻”还心酸，比小日本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一边搞活动一边嘲笑中国人麻木不仁还心酸，比918在街头看到店铺竞相开业歌舞升平还心酸！
都说中国人记性不好，我看未必。是有些当权者在给满腔激情的爱国者强行灌健忘药！
“如果南京再次被屠城我一点也不意外”，我知道蝴蝶说这话的时候是有些冲动，但我知道她是很不好受，我也很不好受。过去乐城有个帖子提到聚会的时候，蝴蝶说“我们去南京吧，一起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现在蝴蝶真的在了南京，我也一直记着过去找她，一起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什么中日友好！听起来是冠冕堂皇，面向未来，可是，你在一年中的其他364天都可以假模假式地说什么“中日友好”，唯独在这一天不能提！原因很简单，就像不能在火葬场悬挂“人口降下来”的标语一样！说得轻点儿，这是不合时宜；说得重点儿，这是亡国之道！
更何况，惨死在小日本军刀下的30万冤魂，至今还没有得到小日本的正式道歉。相反，狼子野心的小日本依然还在妄图把南京大屠杀从历史教科书上抹去，这点我并不太生气，因为我没必要跟一群畜牲动火；但是，在我们这个受尽屈辱的国家里，居然也有人要把这一天淡忘！恬不知耻！
愿率精兵13亿，先灭了日本，再灭了你们这群亡国奴！
收到杨老师的信，说社里不同意在书名里放上“监狱”两个字，估计是怕被指为把学校与监狱划上等号，这样我就不得不为第三本书重新想一个名字。可是，无论换成什么书名，都会给这本书打上重重的折扣；去掉“监狱”两个字，会让这本书味道损失很多。我原本信心十足能够“畅销”，也变成了未知数。真是退而求其次。
新书名还在想，明天再跟杨老师详细商量一番。
这本书原本叫《别拿学校当监狱》，杨老师改成了《差点儿把学校当监狱》。现在，真的是差点儿把学校当监狱了。
更新：出版时，本书正式定名为《别把学校当“鸟笼”》。
毕业后的头两年过得很漫长，可这第三个年头一眨眼半年就快要过去了。究其原因，头两年包容得实在太多，有喜有悲，有努力有收获。我在中学工作了3个月，在商学院工作了7个月，在管理学院工作了5个月，无所事事8个月。现在，我已经在校报编辑部呆了3个月，不长，但总感觉有一种力量在催促着我可以离开了。我曾想过寒假过后就离开，但并无必要，往后推到暑假吧，凑齐10个月。
我渴望不断接触新的生活，一想到自己马上就26了我就慌慌不可终日，希望能利用宝贵的时光见识更多，让时间的包容量更足。
我决定2008年到北京去生活一年，一来体验新鲜的生活，二来看奥运会，三来为日后写作积累素材和灵感，四来想让北京的文化气氛熏陶一下自己，五来想闯一闯，寻觅寻觅机遇，起码开开眼界。
围绕这个目标，在经济上的预算已经规划好了，还是不成问题的。可能不会让我有太多积蓄，但能保证我在北京生活得还算滋润。再说了，我并非为了玩而去，这份投入日后会成倍收获的，起码在记忆上。
至于女朋友、结婚什么的，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今天跟高颖也谈到了这些。我说，如果我大学里确实找了个女朋友，那当我毕业后，接连遭遇毕业证风波、“组织”问题、工作挫折、尤其是724事件的沉重打击，我整个人消沉了2年，精神颓废、生活无律、前景惨淡、四面楚歌。在这种情况下，她能否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相信我、不将我抛弃？我不敢乐观。
如果我在大学里真能遇到这么一个，她一路陪我走过人生的最低谷，我定会用我的余生去保障她的幸福。但是没有。不光没有，在我最消极的那段日子里，我曾对大学里相爱得死去活来的一个女孩多次讲，我很痛苦，我想见见你，跟你说说话。她却对我毫不理会。想想那时的甜蜜和今日的冷酷，人情可堪！我不会再理她。最终，我是在南京，在高颖那里获得了鼓舞，我会一生都感激她。
所以，在今天，在我开始走上坡路的日子里，我不再会去刻意考虑这些问题。有缘则聚，无原则罢。我需要的是患难知己、倾心知音，而不是在高台之上接受追星捧月。我感到我的一生注定是要历尽苦难，我宁愿孤独百年，也不愿在最需要一个女人支持和信任的时候却被她生生抛弃。
一个人去看奥运是很孤独的，可还有什么法子呢？
看到一个叫“若曦”的朋友在博客上留了不少言，从名字上我判断不出来我认识你。从文字上感觉暖意融融，备受鼓舞。在此致谢，并回答一些问题。
1、童心与写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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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我的童心是否与写作类型有关。我想这不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就好像我们平时并不过多地关心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或一个散文家为什么会选择写诗、写小说或写散文，而一沾到儿童文学，很多人就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这眼光里有另类的成分，也有幼稚的成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我反倒觉得儿童文学能讲明白很多经典大作都讲不明白的问题，什么爱呀恨呀，在孩子眼中就是那样纯真，也真的就是那样纯真，都是大人们自己把事情弄复杂了。
我从小就喜欢看童话，看完了还不过瘾就立志要写童话，而我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所以一直执著了下来，遇到了一些难得的机遇，也遇到了一些可贵的帮助，现在终于能踏上写童话、写儿童文学的道路的起点。可能真的和童心有关，但我并非因为有童心才写童话，而是因为写童话才有童心。我不喜欢纯文学的东西，太学术；不喜欢成人化的东西，太累；不喜欢过分商业化的东西，太低品味；不喜欢为了评职称什么的而写作，太虚伪；而儿童文学恰能避开这一切。从这点出发，儿童文学是我唯一的选择。再者，我也没别的什么手艺，又不甘于在讲台上讲一辈子书，所以只能赚点儿稿费来养活自己了。
2、手机与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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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手机和“枷锁”，我承认这里面有郑渊洁的思想在作祟，但我至少没有像他弄30张手机卡出门时随便换上一张用。我写作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扰，尤其是不喜欢被不喜欢的人打扰，就像我所尊敬的焦晃在演戏时不能忍受听到观众嗑瓜子的声音一样，这与性格无关，只是个人习惯而已，充其量是怪癖。李化说他写作时就喜欢开着QQ一遍聊以编写，我想对他手机应该是灵感激发器，但对我绝对不是。
我想每个人都曾有过被不希望联系的人用电话死死纠缠的经历，我只是心直口快把这种厌烦写出来了，我不喜欢什么都憋在心里，这没什么不正常的。朋友的电话，哪怕把手机打没电了我都不会觉得烦；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电话，听到铃声我就感觉像催命鬼一般。有时候遇到一两个厚颜无耻的，抓起我的手机就要号码，他还不如直接拿刀子打劫我让我更舒服些。
我可以说，凡是我主动把手机号送出去的、凡是向我要手机号我二话不说就给了的，都不在“催命鬼”范围内。想打电话想发短信随你好了，只要我不在写作兴头上，或者听觉没有受到一时屏蔽，我都会立即回复。而那些我不喜欢接的电话，你也打吧，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很好听的手机铃声，外接功放低音炮杜比环绕立体声音响，再调上一杯卡布奇诺，看看你的耐心够不够我欣赏完一曲《蓝色多瑙河》。
3、时间与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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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有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是会忘却的；但也有些事情，时间只能将其覆盖，却无力将其清除。我们能改变的不是记忆，而是态度。
再次感谢，让我对以前的博客有所反思！
意外地受到了一张来自芬兰Rovaniemi的圣诞明信片。
数百年来，芬兰政府一直精心致力于圣诞文化的建设和推广，在北极圈上的Rovaniemi小镇上修建了全世界最大的圣诞村，宛若童话般的世界。在Rovaniemi镇北部的耳朵山就是传说中圣诞老人和他的小精灵居住的地方。位于北纬66°33’07″，东经25°50’51″的北极圣诞村，每到圣诞节的时候，冰雕玉砌，晶莹剔透，是全世界的孩子梦中的天堂。
圣诞节到来的前夕，圣诞老人以亲笔签名的圣诞贺信，把美好的祝愿和对未来的憧憬，用真挚的语言写在信中，邮寄到世界各地，这一传统已延续近百年，每年寄出几百万封贺信（主要在欧洲、美洲、澳洲等）。
这是圣诞老人明信片第一次传递到中国，我是参加一次网上有奖竞答，成为3000名收到圣诞明信片的幸运儿之一。
我突然有一点感想，为什么我们国家不能如此效仿，把中国的春节文化、十二生肖文化推广到全世界呢？以圣诞老人为先锋的文化侵略军团已经浩浩荡荡开进中国，沿途尽是欢迎侵略的队伍。我们为什么不能拿起我们同样璀璨的文化来反击呢？
也许，原因很简单，芬兰推广圣诞文化，完全是公益的，收到这张明信片没有花费我一分钱，明信片上0.65欧元的邮资完全由芬兰政府出资。而在中国，谁会干这种赔本赚吆喝的傻事？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最需要赚的就是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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