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跟老谢聊，然后又跟乔通聊。本想看场电影，可聊完后大概受到了激励，开始写起新书来。
一直以来，我写书稿开头都不是很顺利，很多时候要换好几个版本，而《一定要把老师“搞掂”》《差点把学校当监狱》的开头都是在写完全书后，最后才定下来的。这些天我也在苦苦构思这本新书的开头，一直没太有头绪。可是今天，摸到键盘，灵感便源源不断涌了出来。事实再次证明动笔前细致构思、写完整提纲只能对我的头脑产生桎梏作用。
从晚上10点多写到凌晨近3点，5500字，一章多的篇幅。要不是怕影响白天的状态，没准我会一气写到天亮完成一万字。
这本新书是我“搞掂老师”系列的第三部。按说出一本叫“单行本”，出两本叫“姊妹篇”，出三本叫“三部曲”。我本来也是想把这本书作为“铁三角”三部曲的终结篇。可在写的时候，发觉还是可以探索一番的。以后有了构思，可能还要再写下去。
在写《差点把学校当监狱》的时候，认识到“铁三角”的人物形象有些单薄，故事构思不够连贯，在这第三本中，会加以改善。
争取不把这本书拖进2007年。2007，忙着呢！
昨晚睡得早，几乎吃过晚饭就睡了。
夜里1点半，醒来。出版社要求把恐怖小说写个片断给他们看看，现在写再合适不过了。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深更半夜，整栋21层的大楼就我一个人，这栋楼不到半年前还死过人。
电脑已经进入黑屏，我晃动鼠标，屏幕清晰起来。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幅幽灵般的图案，我心脏猛地一跳。2秒钟以后，我才想起来，睡前看了一小会儿电影，按了暂停键就放在那儿，这是电影的定格。
这个开头似乎不错。写了不到3000字，感觉还不错。写的时候，周稍有异样动静，都会让我心惊肉跳。
我不知道孩子们看了会有什么感觉。孩子们追求刺激，这是好事，但要是过火了，让恐怖在他们心灵上产生不良的阴影，这我是决不能原谅自己的。面对编辑“越恐怖越好”的要求，我感到拿不准，需要用心去把握度量。还是怀念《男生女生》的虽然主编对我所说的那些关于恐怖小说的标准问题。
写恐怖对写作者的心理影响，我也不知道会有多少。据说所有研究心理的人都心理不正常，看来，这恐怖还是不能多写。
我交给出版社的第一套“恐怖”构思被乔通指为“这不是恐怖，而是童话”，编辑还很担心地发邮件来提醒我要把握好尺度。
说实在的，我宁愿把它写成童话。给小孩子看的恐怖故事，我不愿意随便给某个人物判定“死刑”，尽管作者对笔下人物有完全的生杀予夺大权。我采用了可逆性“异变”这样的玄异情节来弥补，这就增添了童话色彩。但我想写出来之后，应该有更浓的《仇象》风味，而不是童话。这点我心中有数。还会有谁比我更对自己的作品心中有数呢？
今天又构思了第二本恐怖，构思结果也令我相当满意。同样，我也不愿意在这本书中大开杀戒，不喜欢写鬼怪这样的俗气恐怖作品。“异变”果然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没有写过长篇的恐怖作品，但经过这两次构思，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在这方面挖掘一下的。
看电影是我并不多的娱乐消遣方式之一，最近却没有看，一些新片都错过了。我也时常感觉自己把生命的发条拧得过紧，预期的目标一旦实现不了就挫败感深重。实际上何必呢？今天晚上看了《咖啡猫2》之后，我对“生活”的体会更深信不疑。
今晚喝多了些，不能写下去，便看了《咖啡猫2》。主要有两点体会：
1、童话追求
《咖啡猫》是一部动物卡通电影，是一部童话。而动物童话在国内却并不见好，我的《龙珠传说》拿到新出版社也是说被无限期暂缓。我很悲哀，悲哀的不是我自认为迄今最好的这部作品无从出版，悲哀的是童话的衰落。看童话长大的人，看童话走上儿童文学道路上的人，心中总有那么一种情结。难道童话真的不受欢迎了？校园写实小说的狂热，甚至让我感到恐惧。难道现在连孩子都这么“现实”？这种现实偏偏出现在他们最不应该现实的年龄。我想，一个国度里的孩子如果失去了对童话的喜爱，终将成为这个国度的巨大灾难。
看《咖啡猫》，看《汽车总动员》，看迪士尼、梦工场的许许多多动画片，看《哈利·波特》，发现童话依旧受欢迎。所以我敢肯定，童话的低落并非孩子们内心的扭曲，要么就是编辑们的眼光除了问题，要么就是童话作家的水准出了问题。的确，在这个国度最伟大的童话作家只能反反复复拿新瓶装旧酒和疲于走下文坛登上小报娱乐丑闻版的时代，孩子们还有什么童话可热爱呢？于是编辑们根据市场得出一条结论：童话时代过去了！于是孩子们更没有童话看了。
前几天看到了一则新闻，说科学家预测未来50年内将会实现人和动物对话交流。实际上这个预言曾经是19世纪末的人们对20世纪的预言，20世纪的人忙于两次大战，辜负了先辈们的希望。不知道进入21世纪，这个伟大的预言能否在推迟之后上演——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到那时，我可能已经回归到疼我爱我的奶奶身边，但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人类一定会再掀起一股对童话尤其是动物童话更尤其是人与动物交流的童话的狂热。所以，无论现在我需要面对怎样的现实，我都不能放弃童话写作。
这也是我在出版第一本校园小说的时候就设定好了的，走校园的道路扬名，然后利用被扬起的名气带着所有人回归童话。就像周星驰“无厘头”起家最终回归《功夫》这样的武侠梦，就像施瓦辛格以影视为起点走上梦想中的政坛。路定好了，任重而道远。我们国家的人喜欢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见到《哈利·波特》火了就一夜之间在书架上塞满了魔法，见到了《马小跳》火了就一窝蜂奔向了“现实”，为什么没人懂得开创自己的《哈利·波特》和《咖啡猫》呢？
2、热爱生活
铁凝当选继矛盾、巴金以后的第三代作协主席，由于前两者都是大师，所以我为这个嫩芽捏了把汗。今天在《中华读书报》上看了一篇写她的文章，中间提到了“热爱生活”。看时我对这个词理解得很抽象，就好像小学生成绩单上干巴巴的“团结同学”一样说明不了什么。但到晚上看完《咖啡猫》后，我对四个字的理解一下子就加深了。朝闻道，夕死可矣。
咖啡猫只是在饿肚子的时候发表了一番看似有意无意可有可无的见解：“意大利面不是一道菜，而是一种生活状态。”我虽然没吃过意大利面，但体会得到这就是对生活的热爱。我一直过着虽称不上简朴但也挺朴素的生活，我对生活的物质享受领域不是“讲究”而是“将就”，买电脑、数码相机其实都是出于个性喜爱而非物欲横流。尤其是前段时间，为了把第三本书赶出来，常常连顿吃泡面，更别提一向喜欢的看电影了。可这样，经常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恶心连连，又怎能体会写作的快乐呢？现在我知道，一个不爱生活的人也同样是无法写出好作品的。
不知道意大利面的美味，我就失去了一个绝好的写作对象；不能学会享受生活，写出来的东西也绝对是干巴巴的。以后，无论稿子赶得多紧，我也绝不会以凑合为标准对待生活，绝不以写作为借口霸占生活。这不是奢侈，也不是不勤奋，更不是胸无大志。鲁迅说他把别人喝咖啡的空都用来写作了，这句话现在看来简直荒谬之极，他为什么要把喝咖啡的空让步给写作？不去细细品味咖啡，又怎能细细品味生活，又怎能写出人见人爱流芳千古的好作品？
像咖啡猫那样，为了意大利面而写作。
像《咖啡猫》那样，为了童话而写作。
因为在当编辑，编辑上写着我的名字，而我的文字再署“潘亮”就说不过去了。所以这段时间胡乱起了不少笔名。现在就把我曾用过的笔名整理整理吧：
梓 亮 源自初中时给自己起的好玩的名字“原梓亮”，这个名字获得过《童话大王》中《舒克舌战贝塔》的“十佳评委”，由此也结交了一些笔友。2001年首次使用。
可 乐 这个就不用说了，我童话中的主人公也是这个名。2002年首次使用。
辛 路 这是我在以我的大学生活为蓝本而写的20万字小说《大学不郁闷》中主人公的名字。2005年首次使用。
吴 限 来自“可乐无限”中的“无限”，因为不像个名字所以干脆叫做“吴限”。2006年首次使用。
童 华 就是“童话”。之所以没用“化”、“桦”，是因为“华”还有“中华”的意思。2006年首次使用。
乐 丞 就是“乐城”，我的可乐无限童话城堡。2006年首次使用。
虽然在我的书中写着“笔名：可乐无限”，但我还从没用这个名字发表过文章，实际上这只是网名。“可乐无限”是从“可乐”发展出来的，因为在注册网名的时候“可乐”都被人抢光了，由于2002年我曾发表过一篇随笔《可乐无限》，干脆就用了这个名字。第一次使用“可乐无限”注册网名是在2003年初，当时的郑渊洁读者论坛。
今天意外收到了某出版社朱编辑的来信，谈论合作事宜。我很高兴，也很受宠若惊。这毕竟还是第一次出版社主动联系我，这要归功于乐城。
朱编辑对我“早期”写的《下辈子是棵树》赞赏有加，并说打算以此为题作本书，让我非常脸红。《下辈子是棵树》写于2004年，只能算得上是我的练笔之作。现在回想起那个时期的作品，表面上看富含思想，可实际上却是无病呻吟，即使有思想也不是我自己的思想。
另外，朱编辑还说希望得到《龙珠传说》的版权。《龙珠传说》实际上是我的第一本书，童话，只是写成后一直没有机会出版。但我认为这应当算是我至今最好的一部作品，如果能有出版的机会，我会很高兴。
感谢乐城。是乐城让我认识了老谢，并被老谢推荐给海天出版社；是乐城让我与这第二家出版社建立了联系。那么是谁迫使我不得不把乐城从以研究郑渊洁童话、宣传郑渊洁思想为宗旨转变为这样的“个人网站”呢？是724事件。是郑渊洁自己。
乐城上我的作品大都是老早的，下阶段我该好好收拾一下了。
现在看来，6年前刚学会上网时，每天近10元糟蹋掉的上网费，还真是值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上午杨老师打来电话，告诉我看了我的书稿，很满意。我长舒了一口气，其实我没必要紧张，有了两次出版经验的我，肯定不会再像第一本书那样痛苦难产了。
舒气是因为这本书我涉及的话题比较“敏感”，原定书名叫《别拿学校当监狱》（再早甚至叫《学校全都是监狱》），意在谈一些教育现状的问题。而杨老师一直叮嘱我们千万不要把孩子向反面引导，千万不能“骂”老师，有了这道紧箍咒，我一直担心这本书是否会要动些干戈。
然而杨老师却告诉我，没有我所担心的“敏感”话题；相反，她倒认为我因为过分担心而没能挖掘透，所以让我再修改一下，写痛快了再交给她。而我原定的书名《别拿学校当监狱》，也被杨老师改为了《差点把学校当监狱》这样更舒缓些的名字。
修改部分都是小手术，很快我就能搞定。这不能不说是件好消息。另外还有件好消息是，早先交稿时我曾把写作第四本书的计划告诉杨老师，我原以为杨老师会责备我“好高骛远”，没做好这一本就想下一本，但是，今天杨老师第二次对我说，我的想法很好，支持我写下去。
这第四本书，我心中已经有了默定的书名，暂时还是不透露了。它属于《一定要把老师“搞掂”》和《我们给老师打分吧》的系列，主人公还是“铁三角”，我称之为“搞掂老师”三部曲。我计划11月中下旬开始动笔，力争年内写完。
很多人对我说给小孩子看的书只要“好玩”就行了，我却不敢这么认为，如果“好玩”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标准，那这本书不会有太强的生命力。所以从第一本书开始，我就一直在刻意注入思想性的东西，在编辑允许的范围内，坚持我的方向。《一定要把老师“搞掂”》中的鹦鹉丢丢这样的有童话色彩的人物就是由于我坚持写“童话”的心态而诞生的；而这本《差点把学校当监狱》也是我坚持“锐气”和作品思想性的结果。
10月的倒数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交了稿。第三本书。
这既是我写得最快的一本书，也是拖的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说时间短，是因为这本书是我在10月一个月间写完的。虽然这比我计划中还要慢了些，因为中间恰逢母校校庆，工作上耽误了一些日程。可比起动辄数月的前两本，实在是“飞速”了。
说拖的时间长，是因为这本书的构思始于《我们给老师打分吧》完成后不久的3月份，我把构思拿给杨老师看，杨老师说是个方向，可以去写。于是我把这本书的写作提上日程，计划5月前完稿。我很顺利的写了开头的2千字，但是，这个良好的开端却因为随之而来的我人生当中最灾难性的重创而未能维持下去，失恋的痛苦让我数月徘徊在云龙湖畔，无法投入写作。我也曾数次强迫自己坐在电脑前，但每次都痛不欲生，根本没法集中精力去构思。就这样，四月、五月、六月，我在痛苦、茫然、碌碌无为中度过了我生命中最艰难的征程。我也曾不止一次对自己说，年轻的大好时光你耽误不起。可是，我的生命更是承受不起如此之痛——至今，仍旧一触即痛。
7月13号到21号，因为同学万芸结婚，我开始了一次“南巡”。我给这次旅行命名为“漂泊之旅”，我确实有漂泊之感。扬州宝应、高邮、江都，南京，苏州，我从来没有一次性去过这么多地方，也从来没有独自在外地如此之久。离开扬州后，7月15号，我特地到了南京。我去南京的目的只有一条，去看看我大学里的好朋友高颖。我在高颖家待了两天，这两天，可能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高颖全家都鼓励我勇敢去闯荡，尤其是高颖的男朋友、也是我的低一级同学戴瞻，我跟他住了两夜，闲谈中，我被他敢于打拼的精神所鼓舞。戴瞻有两句话让我一直铭记在心，第一句是：“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躺在床上好好想半个小时，该如何发展。”第二句是：“花钱的时候，大手大脚些算不上什么；而挣钱的时候，哪怕是只有1块钱的利润，我也要尽全力。”
高颖不知道，当我们在南京新街口逛街的时候，我看到前女友一直向往的街景，几度泪水夺目而出。但高颖知道，在21号我从苏州回徐州的火车上，我坐在颠簸不已的地板上，下定决心独自去西安闯荡。当然这个计划因为后来的发展没有实现，但高颖、戴瞻，还有高颖的全家，唤醒了我心中的斗志，让我重新清醒地审视自己，看清了自己面前的道路。我感激他们！高颖家我去过两次，从小“认生”的我在那儿没有一点拘束感，就像在南京有个家一样。
今天晚上，我给高颖打了电话，聊得投机，煲了一个小时的电话粥。
7月22日回到家后，我开始着手写作，可还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环境。我在家中已经待了半年多了，日日晚上熬夜，白天睡觉。在那种恶性循环下，我的大脑是无法进入写作状态的。
9月14日，我带着自己的书回到母校。母校在搞校庆，征集校友出版物。校庆办位于20楼，我把书送过去后，决定到19楼的校报编辑部去看看，我在校报记者团当了4年的记者。我没有想到，改变我命运的时刻，就这么到来了。茅静华老师见到我后对我说，校报缺一个岗位，问我愿意不愿意过来。我说太愿意了，不给钱都愿意，因为这里的环境对我写作太有利了。于是，从下个周一开始，我便在《徐州师范大学报》编辑部有了一份意外的工作。
在此我要特意感谢茅老师，她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提供了可能会挽救我一生的帮助。要知道，这“晚产”的第三本书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一直“难产”下去，或者产出来是个“畸形儿”什么的，我可能就会丧失写作信心，进而丧失写作能力。而茅老师提供给这第三本书一份珍贵的“产房”，让健康的宝宝顺利出生。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使用的电脑坏了，茅老师就把她的电脑让我用。后来我发现我使用茅老师的电脑写作比在自己的电脑上写灵感来得快，那以后就一直“偷”用茅老师的电脑写，文思泉涌，屡试不爽。
另外我还要提的是，茅老师在把她的电脑密码告诉给我的时候，说密码中包含了她儿子的名字。我点点头，以为是姓名拼音的缩写，但茅老师特意提醒我，不是简拼，而是全拼。我惊讶，因为那样的密码实在太长，每天这么开机不麻烦吗？茅老师说，她觉得不麻烦，每天从一开始就敲打一边儿子的名字，这样很有意义。我深有感触，还萌生了要娶就娶茅老师这样的好女人的想法。
我曾经怀疑半年多的停笔是否让我的写作能力发生退化，在这半年间，我只写过一篇名为《烦恼银行》的不争气的短篇，再无动笔。我试图按照3月份写的那2000字把新书写下去，但是越写越痛苦。10月1日起，我毅然把那些文字付之一炬，重新构思，重新开始。
10月是我2006年最辛苦的一个月。从10月1日起，我把自己封闭在位于19楼的办公室，关闭手机，断绝网络，与世隔绝，苦心写作。在QQ的签名留言中，我特地写上：“取消其他一切事宜，全力投入第三本书。”因为这本书对我实在太重要，重要到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的地步。写完第一集之后，我发短信对谢鑫说，我找到感觉了。原本对写作能力是否退化的担忧荡然无存，一个个生花妙笔不断出现，让我对自己的头脑潜力感到惊讶。于是，我和谢鑫互相勉励着，创造我们各自的故事。
国庆节假期后，母校的校庆工作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我只得晚上熬夜写作，每天夜里两三点钟才睡觉。时间久了，精力自然难以为继，痛苦，却也快乐幸福。这一个月间，我几乎都是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进入梦乡的，想起这个，我没有感觉到一丝辛酸，反而心生无限自豪。
写《一定要把老师“搞掂”》和《我们给老师打分吧》的时候，我对“铁三角”这三个人物构思相当满意，甚至产生了今后是否还会超越这样完美的组合的想法。不少人建议我把“铁三角”写下去，但我没有，我觉得对在写作路上还没刚学会走的我来说，如果从一开始就吃定一套思路，可能会更容易出名，但却不利于我的全面发展，无疑是鼠目寸光的。所以我决定在新书中换一套人物。有意无意中，我还是把这套人物写成了两男一女的三人组，但与“铁三角”相比却全然不同。我给这套人物赋予了更细致的人物个性，这时我才发现，“铁三角”写的是那样的苍白，说“完美”简直会贻笑大方。除此之外，新书在情节设计、前后呼应、批判讽刺、人物情感等方面，也比前两本更有进步。
我曾经说过，从《一定要把老师“搞掂”》到《我们给老师打分吧》，其意义只是“半年两本书”，并没有任何写作水平上的提高。相反，由于第二本书我有意迎合编辑，反而得到了编辑“失去锐气”的评价。这第三本书，我刻意注入了“锐气”，不怕写“敏感”话题，终于找回了自我。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的确“更上一层楼”了。
值得一提的是，《一定要把老师“搞掂”》写于724的挫折之中；而《我们给老师打分吧》，则写于奶奶去世的痛苦之中；这第三本，更是见证了我人生最低谷的那段不堪回首的漂泊之旅。究竟我还会再写多少本书，究竟我还会经历多少苦难呢？
这就是新书诞生的地方
办公室全景
新书的创作台，不过后来转到茅老师的电脑上了
新书写作期间，我的床就在这儿
我很会犒劳自己的
今天收到了两份稿费，一份是刊登在6月《科幻大王》上的《克隆替身》的180元左右（具体多少忘记了，我只扫了一眼汇款单），一份是刊登在6月《红领巾》上的《果汁打印机》的40元。
这两篇在投稿的时候我留下的地址是：徐州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这是我以前的工作地址。可这两份稿费，还有我在中学当老师的时候的一个名叫杜薇的学生给我写的信，都被我们尽职尽责的邮递员同志送到另外一个学院去了。能把它们找回来也纯属偶然，管理学院的收发员苗东老师近日接到邮局两张我的汇款催领单，心细的苗老师纳闷没有收到汇款单怎么会有催款单，便到其他院去查看，才让稿费和信件失而复得。
我仔细看了汇款单和信的收件人地址，“管理学院”四个字写得非常清楚，甚至连连笔都没有，相信天下的非文盲人士都不会认错。而我们的邮政机构却送错了地方，不是送错一次，而是三次，可能还有更多，因为早先老谢给我寄的书我就没有收到。难道他们像99年美国轰炸我国南联盟大使馆的理由那样，“采用了过期的地图”？怎么他们送广告和帐单的时候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呢？
这几天我在设置属于自己域名的电信邮箱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不能正常收发邮件的糟糕现象，但相比之下，传统邮政的可耻程度更甚。因为电子邮箱投递错误十有八九是因为技术原因，而传统邮政投递错误只能是不可谅解的人为因素；电子邮件投递错误我还经常会收到一封系统退信的说明信件，而传统邮政寄丢了你去查人家根本不理你；电子邮件还是免费的，传统邮政的邮资却一天天暗度陈仓地往上涨。难怪人们常常把“厚颜”和“无耻”连在一起说。
这两份稿费丢了我倒不可惜，可惜的是老谢的那本书。尽管这些稿费足够买上将近20本了。
还有杜薇的那封信，她是特意赶在教师节把信寄出来的，当她得知我没有收到的时候很失望。
刘老师一直在南京，他办公桌上放着一封邮件，好几天了。每每看到，我总是心痒痒想要偷偷拆开一饱眼福。我没有偷窥他人隐私的癖好，如果有还不如到网上搜别人的博客日记看更省事。而刘老师的这封信实在太有诱惑力，信封地址上的落款是“中国作家协会”，摸起来里面似乎是个小本本。信封并没多重，可拿在手中感觉沉甸甸的。
今天早上刘老师回来了，拆开信封，果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证。
刘老师最近刚刚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协。
会员证很精致，黑色皮质的外套，正面是金底红字。我对会员证的钢印很感兴趣，一般的钢印基本上都是一个标准的圆圈，里面还有五角星什么的，而中国作协会员证的钢印外围却是用类似麦穗状的花纹围成的圆形。这让我对作协的好感倍增，因为文学创作的真谛在于创新，就像那非同一般的钢印。
我问刘老师：“你算不算中国作协最年轻的成员？”
刘老师说：“说不好。但在江苏省中我是。”
刘老师叫刘业伟，笔名叶炜，大约30岁。致力于小说创作和评论写作，出版小说集《独自跳舞》，评论集《灯下走笔》等，长篇小说《背叛》《人斗》《虚构》《漩涡》等。曾获得首届全国青春文学大赛长篇小说奖、中国十佳青年诗人奖等。他是我大学期间在校报记者团的辅导老师。我不是因为刘老师才走上文学路的，但在文学路上刘老师的榜样作用却一直很好。
其实我对加入作协什么的也不是特别向往，毕竟自己走的是商业出版的道路，我也不想去谈什么文学追求之类的话，这只是我自己的爱好外加谋生手段罢了。只要能写出好作品，也就无所谓什么作协不作协。但作协对于很多文学青年的激励作用却是不容否认的，尽管这里面有那么一点虚荣的心理在作祟。
现在有很多人在怀疑作协存在的必要性，我也是持同样观点。中国的“作协”体制的确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趣现象，它的初衷是好的，要培养好作家、好作品，但实际上好作家好作品不是作协能培养出来的，还是应该走市场这条路。
有很多名作家在大声斥责作协制度，隔三差五还能听到某某某宣布退出作协的新闻。听起来很有批判精神，但其实我很鄙视他们，因为这些人正是在作协的培养下走出来的，即使没有培养至少他当年也拿过那个黑皮本到处炫耀。成名后反而大骂作协，往小了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往大了说就是娶了媳妇忘了娘。如果你鄙视作协，认为不入作协也能当名作家，那你当年干嘛要加入？没成名时趋炎附势，成了名了反而摆起谱来，这跟那些势利小人有什么区别？这样的人，即使他的文章写得再好，也算不得真正的文人。
作家和文人是两个概念，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这个世界上作家多，而真正的文人少。
今年5月，我曾经到徐州市作协填过一个什么表，从此再无音讯，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算是作协的一员，大概还要开什么会才行。7月到南京时，我还到过省作协门口，当我举起相机对准“江苏省作家协会”的铜牌狂拍时，我听到路过的两个人在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这个牌子这么感兴趣呢？”看来常人来此地“朝圣”。我想作协我是会加入的，只要人家肯要我，但怀着一颗平常心即可，激情应当放在创作过程中。作家的名片应该是他的文字，而不是那个精致的黑皮本和那个有创意的钢印。
今天还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唐龙动漫公司的罗老师联系我，说他们有意向把我的两本书改编为动画片。我咨询了编辑杨老师，杨老师说由她来“搞掂”好了，让我放心。交给杨老师我当然放心，不光放心，我还很高兴，因为正处于发展阶段的我并不怎么想把精力过多地分散在创作以外的地方。杨老师还说在我打电话几分钟前李化已经交了一本书稿了，让我大受刺激。国庆节这七天我已经准备好把自己锁在一个类似于监狱的地方，买上一箱子泡面外加纸尿裤，看看能不能把书稿赶完。日写万字的记录这次能否再次突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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