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乐无限

我清晰地记得7年前的今天，那时我还是个刚刚加入校报记者团的大一新生。那天中午，一向没有午睡习惯的我正准备去教室，却意外接到当时记者团团长、中文系98级葛占林的电话。葛团长风急火燎地叫我立即赶到他的宿舍，却没告诉我原因。由于事先没有见到通知海报，我认定有重大的突发性新闻发生，便揣起采访本一路狂奔过去。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又受宠若惊地推开门，却发现葛占林和几位老记者很悠闲地站在那里，桌上还摆着瓜子和爆米花，分明是在开茶话会。也是在那天，我认识了次任团长、中文系99级的徐海东。

葛占林很不经意地对我说：“你是最后一个被通知到的新记者，却是第一个到达的。这才是好样的记者。”

这时我才知道，这一天是中国的第一个记者节。老团长正是用这样独特的方式来庆祝这个独特的日子。

葛占林团长是我大学期间唯一敬佩的学生。除了他之外，大学期间，没有第二个学长、同学或学弟学妹可以让我仰视之，尽管我的个头并不高。当然，葛占林对我的影响并非仅仅一个记者节，我可以说上很多很多，但又好像无话可说，因为他对我的影响都是那种心灵层次的交融。比如他评价我“君子之交淡如水”，一直被我奉为自己的交友原则之一；他嬉笑怒骂的写作风格，也被我所继承；他身为团长却不摆架子，在人际关系复杂的大学校园里把才人辈出、个性张扬的记者团治理得其乐融融。我记得周文清说，记者团是她参加的社团组织中唯一没有勾心斗角的一个。真的好像人人都是团长，而团长却成了专门给大家买瓜子爆米花、贴海报、取稿件、传达信息的公仆，这些也成了我日后成为记者团团长、原创剧社社长、团支部书记等“官职”的模范……而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他教会了我喝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着留其名！

2001年，大学生通讯社改组建立、陈黎明篡权谋政。我想来对卑鄙小人唯恐避之不及，但这次，正是因为肩负着老团长的嘱托，正是因为依恋着老记者团的那份其乐融融的气氛、吃着爆米花开会的欢乐，我忍辱负重，苦苦抗争一年——他绝不是那个开会时自己掏钱给我们买爆米花、满校园贴海报和取稿件、凡事身先士卒的葛占林！我拒绝在社长提名投票上签字，拒绝参加秘书处会议，我秘密组织包括葛占林、徐海东这些已经退休的老记者商讨“复辟”。一次开会时，陈黎明突然妄图找茬解除我“采访组组长”的“兵权”，并有意宣布开除我手下的两员“大将”，被我当即拍案而起、当场驳得哑口无言，哪一天，真是太痛快了！最后我还在校长办公室主任等领导参加的会上登台演说，当场痛斥痛骂一切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而妄图毁灭记者团和谐的罪孽！那天，真是太痛快了！后来，阳智明老师说我在演讲时眼睛红红的，像是哭了；直到今天，那一场景还被茅老师常常提起，她说尤其记得我的那句话：“记者团已经成为了某些人谋求私利的工具”，而我记忆深刻的却是另外一句：“如果我不把记者团带好，我对不起老团长，对不起葛占林！”

葛占林在毕业前反复对我说：“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在我退出记者团，立徐海东为团长时，没有立你为副团长。”我明白老团长的另一层意思，可我没法说。怎么说呢？这让我后来没能成为大学生通讯社的“一把手”。可我并不在乎这个团长的称号，徐海东任命秦苏文接手记者团时特意语含机关暗示我以大局为重，不要心存不满。我怎么会呢？因为我心中的记者团，人人都是一样，无所谓团长不团长，就是这样单纯，也真的是这样单纯。但秦苏文的妥协后来让我伤透了脑筋，如果当年我是团长，我的抗争或许会更显得有力量，记者团或许就不会那么轻易被卑鄙奸诈小人所得——以我的个性，我绝对不允许；以我的坚定，我绝对不让步；以我的手段，我绝对会让他该哪去哪去。但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而有些事情，有些内幕，我还是不说了，这么多年了，有人忘了，有人淡了，说了伤和气；这些天，更是了解了一些真相，那一刻，心里冰凉。可更是没法说，说了更是伤和气——但是心酸啊！可也没什么后悔的，因为我痛快过，恣意过，我没有妥协，我坚持了我自己！而时至今天，我依旧不愿意称“大学生通讯社”，还是习惯叫着“校报记者团”这个名称，亲切啊！

我在记者团 “服役”三年，见证了大学生通讯社的改组成立，见证了《心声报》的诞生，见证了《徐州师范大学报》由月刊变为半月刊、再变为旬刊，见证了校报编辑部由云龙迁往泉山、由文科楼搬向21世纪大楼，见证了初日部长、薛萍老师、阳智明老师、刘业伟老师、茅静华老师这些编辑老师——如今，我跟刘老师和茅老师成了“同事”，也成了校报的一员编辑。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再也不用在宿舍里聚会，有我一张桌子，我还在办公室养小乌龟、养小白鼠，把电脑也搬去了，每天就像上班一样；我们有了电子投稿信箱，逐渐取代了带着一串钥匙到校园各个角落挨个开启木制稿件箱取稿；我们开始用手机短信相互联系，再也不必连夜赶写海报四处张贴，还要防着被覆盖……而我每一天都记着老团长的那句看似随意的话语——你是最后一个被通知到的新记者，却是第一个到达的。就像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那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说明你离得还不够近。”

于是，当参观团现场走访食堂的时候，正在进餐的我立即扔掉筷子，摸出随身携带的采访本冲上前去；当 “非典”让校园处于“封闭”状态、让大学生们处于“郁闷”状态的时候，我反倒精神抖擞，端着相机四处捕捉感人镜头……我知道，作为一名记者，我可以最后一个获悉情况，但我要第一个到达现场；作为一名年轻人，我可以最后一个听到发令枪声，但我要第一个冲上前去，冲到最近！

2003年记者节前后，已经大四“全隐”全力投入乐城建设的我作为老记者应邀参加科文学院通讯社成立仪式，那种心情是自豪的，比“在位”时应邀到教育系的那次发挥超常的讲座还自豪。因为那时，我也成了葛占林。我在嘉宾留言册上写下了如下的话：说实话，讲真话——做本色记者！

今天，又到记者节。想到7年前的那一幕，我曾是记者，我还是记者！

生活与梦想

今天是个好日子，上午杨老师打来电话，告诉我看了我的书稿，很满意。我长舒了一口气，其实我没必要紧张，有了两次出版经验的我，肯定不会再像第一本书那样痛苦难产了。

舒气是因为这本书我涉及的话题比较“敏感”，原定书名叫《别拿学校当监狱》（再早甚至叫《学校全都是监狱》），意在谈一些教育现状的问题。而杨老师一直叮嘱我们千万不要把孩子向反面引导，千万不能“骂”老师，有了这道紧箍咒，我一直担心这本书是否会要动些干戈。

然而杨老师却告诉我，没有我所担心的“敏感”话题；相反，她倒认为我因为过分担心而没能挖掘透，所以让我再修改一下，写痛快了再交给她。而我原定的书名《别拿学校当监狱》，也被杨老师改为了《差点把学校当监狱》这样更舒缓些的名字。

修改部分都是小手术，很快我就能搞定。这不能不说是件好消息。另外还有件好消息是，早先交稿时我曾把写作第四本书的计划告诉杨老师，我原以为杨老师会责备我“好高骛远”，没做好这一本就想下一本，但是，今天杨老师第二次对我说，我的想法很好，支持我写下去。

这第四本书，我心中已经有了默定的书名，暂时还是不透露了。它属于《一定要把老师“搞掂”》和《我们给老师打分吧》的系列，主人公还是“铁三角”，我称之为“搞掂老师”三部曲。我计划11月中下旬开始动笔，力争年内写完。

很多人对我说给小孩子看的书只要“好玩”就行了，我却不敢这么认为，如果“好玩”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标准，那这本书不会有太强的生命力。所以从第一本书开始，我就一直在刻意注入思想性的东西，在编辑允许的范围内，坚持我的方向。《一定要把老师“搞掂”》中的鹦鹉丢丢这样的有童话色彩的人物就是由于我坚持写“童话”的心态而诞生的；而这本《差点把学校当监狱》也是我坚持“锐气”和作品思想性的结果。

使命：为儿童写作 写作

萨达姆被判处了绞刑，罪名是“反人类罪”。我很悲哀，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最冠冕堂皇的一次冤假错案。

萨达姆究竟做了什么并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他老人家善也好，恶也好，不是我能说得清的，也不是伊拉克法庭和小布什能说清的。历史总会给人以公正、明确的评价。

我痛心的是，美国人在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并没有打着什么“反人类罪”的口号。当年小布什叫嚣着的是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绕过安理会，说出兵就出兵，一点儿也不给联合国和其他国家面子。而如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没有找到，精明的美国人来了个障眼法，罪名一变，成了“反人类罪”，当初弄得特没面子的那些国家也要跟着拍手叫好。

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去拿人，最终用另外一个罪名去定罪，这是典型的欲加之罪。我为萨达姆感到冤枉。

就像724事件，郑渊洁换了多少种理由？什么照片侵权，什么域名侵权，什么不喜欢被宣传，什么非法集资……种种措辞，竟有十条之多。然而却没有任何一条是能立住脚的。我以为双重标准是无赖才会使用的手段。

我曾写过一个短篇童话《拯救牛族》，大意是：狮王认为牛王给牛民们吃草是很不讲“牛权”的事情，就大唱正义之歌出兵牛族，逮捕了牛王，让牛族都能吃上肉。殊不知牛族本身就是应该吃草的，狮子拿自己的民主标准去衡量牛族的民主，何其悲哀，何其霸道！

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有中美之间种种分歧，说白了，就是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分歧。美国人信仰上帝，伊拉克和阿富汗人信仰真主，中国人虽然什么都不信仰，但儒家思想左右了这个国度几千年。美国人不满足上帝只是美国人的上帝，他们要让上帝成为全世界的上帝，这才有了这些战争，这些冲突。

我一向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各自不同的看法，我特不喜欢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和别人要把他们的思想强加于我。放大到国家与国家间，我也希望这种和谐依然存在。但是我知道这种想法太天真了，萨达姆就是这样的一个牺牲品。

“牛王”因为涉嫌把牙齿磨得跟狮子一样锋利而被狮王逮捕，最终却被因让牛民吃草不讲“牛权”而被判处绞刑。

牛王，还是服从命运吧！谁让你是牛人家是狮子呢？

思想与声音

23个月以前，白岩松曾被出手阔绰的学校以及学校阔绰的出手邀请来开个讲座。虽然票很不好搞，但当了四年校园记者的我想要进入会场应该不成太大的难题。可我没有去，因为724之后我便立誓：不见名人，除非我也成了名。

现在看来，当初的这个选择实在是太英明了。

昨天听一个学生讲，他当时去听了讲座，听到耳中的，却是这位名嘴的狂妄之语。什么“我就是中国新闻评论的最高水平”“没有任何人能超越得过我”，有人提问“您感觉在您的职业生涯中，哪些地方还不够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位名嘴回答：“没有任何事情是我没做好的”。这还是名嘴吗？整一个牛皮哄哄、狂妄至极的新闻沙皇。

想想白岩松在电视屏幕上游刃有余的解说，再想想两年前在大学生面前的这番话，我的心忽得就凉透了。白岩松在我心中算不上当年郑渊洁那种级别的偶像，但“喜欢”总是有的。现在，他的形象在我心中一落千丈。

似乎不可相信，但是，自从724之后，我就相信“作家和作品是两码事”，以此类推，名人和他们的名声也压根是两码事。

2004年6月9号，我参加央视“童年”栏目的录制时，看到屏幕上一贯温文尔雅、幽默亲切的主持人，当着那么一大群小朋友的面，在演播大厅里大声呵斥没有及时把题板送上来的剧务人员时，我就应该能联想到白岩松，以及电视上所有我们所熟悉的面孔。

再早些，2003年元旦，学校邀请一个挺著名的电台主持人开个人专场，当时我由于也是元旦晚会的演员所以有机会见到后台的她。她在舞台上是那样的热情，笑容从未离开嘴角；可在后台，却是冷冰冰的一张脸，她看到后台的椅子似乎有些脏，很不乐意坐下。

现在，每每看到那么多人狂妄地“追星”，我就为他们可惜和可笑。他们一掷千金去争抢来之不易的门票，我就纳了闷了，又不是去动物园，看个大活人干吗还要买票？

“让每个人都作为他自己而受到尊重，让每个人都只去崇拜他自己。”这是我尚未完成的长篇童话《星期猫的图腾》的中心思想。这是我用生命中最黄金的十年多的时间（1993.10.3-2004.7.24）的深刻领悟。

最近，学校又在请余秋雨来开讲座，我们宣传部门肯定是要派人过去采访的。我早已下定主意，说什么也不去。不过，我对余秋雨原本就没有什么好感，尤其是前不久看到他对国人汉奸式学习英语热的悲惨现状竟麻木不仁毫无危机感的言论之后。只不过曾看过半本他的书，觉得还是那么回事罢了。

2005.12.15，白岩松在徐师大讲学。（图片来源：徐州师范大学新纪元网站）

生活与梦想

有时候刚刚写完一篇尽兴的文章，我会翻来覆去瞧着自己的双手暗自想：假如我失去了双手，我该怎么写作？

这无疑是一个痛苦的假设。无法写作，会让我的生命失去意义。

而就在这个晚上，我明白了更多的有关生命价值和意义的问题。

唐山的一个残疾人艺术团来徐州演出，据说他们曾经在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圣地演出过。学校组织过去观看，据说票价是每张100大洋。

论其质量，这可能是一场连三流都算不上的演出，可能还没有大学里我导演的那些晚会更专业。但从演出一开始，我的心就被震撼了。望着那空空的袖管，望着那孤零零的独腿，望着那漆黑的墨镜，望着那比正常人要多付出千百倍的每一个动作，突然感受到生命的重量。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残疾人。舞台上的他们残疾在肢体或器官功能，而很多很多沾沾自喜自以为“正常”的人却不知道，自己的残疾比他们更严重。有的人缺心，有的人缺脑子，有的人缺肝少肺；有的人缺仁，有的人缺义，有的人缺德；有的人缺钱，有的人缺健康，有的人缺朋友；有的人缺才，有的人缺机遇；有的人缺名声，有的人缺威望，有的人缺成就，有的人缺职称，有的人缺乌纱帽……

有的人明明没有真才实学，或者火候还不到，却一心想通过炒作而获取虚无的名气。这种人缺的是踏实的人生观，就算如愿“成名”，他们会发现自己缺得更多。

有的人明明是个童话作家，却频频出现在小报娱乐版之上，乐此不疲和“绯闻”“丑闻”“性交易”共抢同一版面。这种人缺的是对自己的认识，忘记了自己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我缺一个女朋友。

烟幕中，两个空空的裤筒，两个震撼人心的身影。

如果我跟他一样，我会向他这样写作吗？

毕竟人家司马迁缺了比手更重要的东西，还是把《史记》写出来了。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今年年初，我在徐州市青少年宫开讲座的时候，曾经纸上谈兵讲到过这部《感恩的心》手语歌曲。亲眼所见却还是第一次。

这位老大曾把歌唱到国家领导人耳朵里去了。

孩子的个头还不够高，需要一位伟大的母亲把他抱起来。

大名鼎鼎的“千手观音”

残缺才是美，维纳斯也不过是个断臂者。

本来我坐在后排，想到卡帕的那句“如果你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还不够近”，我揣着相机冲到前面去了。卡帕是专业摄影记者，我不是。但我也照样有权利通过我的廉价镜头观察我的独特世界。

旅程与行动

10月的倒数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交了稿。第三本书。

这既是我写得最快的一本书，也是拖的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说时间短，是因为这本书是我在10月一个月间写完的。虽然这比我计划中还要慢了些，因为中间恰逢母校校庆，工作上耽误了一些日程。可比起动辄数月的前两本，实在是“飞速”了。

说拖的时间长，是因为这本书的构思始于《我们给老师打分吧》完成后不久的3月份，我把构思拿给杨老师看，杨老师说是个方向，可以去写。于是我把这本书的写作提上日程，计划5月前完稿。我很顺利的写了开头的2千字，但是，这个良好的开端却因为随之而来的我人生当中最灾难性的重创而未能维持下去，失恋的痛苦让我数月徘徊在云龙湖畔，无法投入写作。我也曾数次强迫自己坐在电脑前，但每次都痛不欲生，根本没法集中精力去构思。就这样，四月、五月、六月，我在痛苦、茫然、碌碌无为中度过了我生命中最艰难的征程。我也曾不止一次对自己说，年轻的大好时光你耽误不起。可是，我的生命更是承受不起如此之痛——至今，仍旧一触即痛。

7月13号到21号，因为同学万芸结婚，我开始了一次“南巡”。我给这次旅行命名为“漂泊之旅”，我确实有漂泊之感。扬州宝应、高邮、江都，南京，苏州，我从来没有一次性去过这么多地方，也从来没有独自在外地如此之久。离开扬州后，7月15号，我特地到了南京。我去南京的目的只有一条，去看看我大学里的好朋友高颖。我在高颖家待了两天，这两天，可能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高颖全家都鼓励我勇敢去闯荡，尤其是高颖的男朋友、也是我的低一级同学戴瞻，我跟他住了两夜，闲谈中，我被他敢于打拼的精神所鼓舞。戴瞻有两句话让我一直铭记在心，第一句是：“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躺在床上好好想半个小时，该如何发展。”第二句是：“花钱的时候，大手大脚些算不上什么；而挣钱的时候，哪怕是只有1块钱的利润，我也要尽全力。”

高颖不知道，当我们在南京新街口逛街的时候，我看到前女友一直向往的街景，几度泪水夺目而出。但高颖知道，在21号我从苏州回徐州的火车上，我坐在颠簸不已的地板上，下定决心独自去西安闯荡。当然这个计划因为后来的发展没有实现，但高颖、戴瞻，还有高颖的全家，唤醒了我心中的斗志，让我重新清醒地审视自己，看清了自己面前的道路。我感激他们！高颖家我去过两次，从小“认生”的我在那儿没有一点拘束感，就像在南京有个家一样。

今天晚上，我给高颖打了电话，聊得投机，煲了一个小时的电话粥。

7月22日回到家后，我开始着手写作，可还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环境。我在家中已经待了半年多了，日日晚上熬夜，白天睡觉。在那种恶性循环下，我的大脑是无法进入写作状态的。

9月14日，我带着自己的书回到母校。母校在搞校庆，征集校友出版物。校庆办位于20楼，我把书送过去后，决定到19楼的校报编辑部去看看，我在校报记者团当了4年的记者。我没有想到，改变我命运的时刻，就这么到来了。茅静华老师见到我后对我说，校报缺一个岗位，问我愿意不愿意过来。我说太愿意了，不给钱都愿意，因为这里的环境对我写作太有利了。于是，从下个周一开始，我便在《徐州师范大学报》编辑部有了一份意外的工作。

在此我要特意感谢茅老师，她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我提供了可能会挽救我一生的帮助。要知道，这“晚产”的第三本书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如果一直“难产”下去，或者产出来是个“畸形儿”什么的，我可能就会丧失写作信心，进而丧失写作能力。而茅老师提供给这第三本书一份珍贵的“产房”，让健康的宝宝顺利出生。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使用的电脑坏了，茅老师就把她的电脑让我用。后来我发现我使用茅老师的电脑写作比在自己的电脑上写灵感来得快，那以后就一直“偷”用茅老师的电脑写，文思泉涌，屡试不爽。

另外我还要提的是，茅老师在把她的电脑密码告诉给我的时候，说密码中包含了她儿子的名字。我点点头，以为是姓名拼音的缩写，但茅老师特意提醒我，不是简拼，而是全拼。我惊讶，因为那样的密码实在太长，每天这么开机不麻烦吗？茅老师说，她觉得不麻烦，每天从一开始就敲打一边儿子的名字，这样很有意义。我深有感触，还萌生了要娶就娶茅老师这样的好女人的想法。

我曾经怀疑半年多的停笔是否让我的写作能力发生退化，在这半年间，我只写过一篇名为《烦恼银行》的不争气的短篇，再无动笔。我试图按照3月份写的那2000字把新书写下去，但是越写越痛苦。10月1日起，我毅然把那些文字付之一炬，重新构思，重新开始。

10月是我2006年最辛苦的一个月。从10月1日起，我把自己封闭在位于19楼的办公室，关闭手机，断绝网络，与世隔绝，苦心写作。在QQ的签名留言中，我特地写上：“取消其他一切事宜，全力投入第三本书。”因为这本书对我实在太重要，重要到关系到我的前途命运的地步。写完第一集之后，我发短信对谢鑫说，我找到感觉了。原本对写作能力是否退化的担忧荡然无存，一个个生花妙笔不断出现，让我对自己的头脑潜力感到惊讶。于是，我和谢鑫互相勉励着，创造我们各自的故事。

国庆节假期后，母校的校庆工作占据了我大量的时间。我只得晚上熬夜写作，每天夜里两三点钟才睡觉。时间久了，精力自然难以为继，痛苦，却也快乐幸福。这一个月间，我几乎都是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进入梦乡的，想起这个，我没有感觉到一丝辛酸，反而心生无限自豪。

写《一定要把老师“搞掂”》和《我们给老师打分吧》的时候，我对“铁三角”这三个人物构思相当满意，甚至产生了今后是否还会超越这样完美的组合的想法。不少人建议我把“铁三角”写下去，但我没有，我觉得对在写作路上还没刚学会走的我来说，如果从一开始就吃定一套思路，可能会更容易出名，但却不利于我的全面发展，无疑是鼠目寸光的。所以我决定在新书中换一套人物。有意无意中，我还是把这套人物写成了两男一女的三人组，但与“铁三角”相比却全然不同。我给这套人物赋予了更细致的人物个性，这时我才发现，“铁三角”写的是那样的苍白，说“完美”简直会贻笑大方。除此之外，新书在情节设计、前后呼应、批判讽刺、人物情感等方面，也比前两本更有进步。

我曾经说过，从《一定要把老师“搞掂”》到《我们给老师打分吧》，其意义只是“半年两本书”，并没有任何写作水平上的提高。相反，由于第二本书我有意迎合编辑，反而得到了编辑“失去锐气”的评价。这第三本书，我刻意注入了“锐气”，不怕写“敏感”话题，终于找回了自我。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的确“更上一层楼”了。

值得一提的是，《一定要把老师“搞掂”》写于724的挫折之中；而《我们给老师打分吧》，则写于奶奶去世的痛苦之中；这第三本，更是见证了我人生最低谷的那段不堪回首的漂泊之旅。究竟我还会再写多少本书，究竟我还会经历多少苦难呢？

这就是新书诞生的地方

办公室全景

新书的创作台，不过后来转到茅老师的电脑上了

新书写作期间，我的床就在这儿

我很会犒劳自己的

使命：为儿童写作 写作

今天有三件喜事：

第一件是我的第三本书在今天完稿了。

第二件是今天是我的两个好朋友的生日，我给她们发了短信，打了电话，她们很高兴。

第三件，今天是母校的50岁生日。

徐州师范大学建校50周年的庆典活动，在今天举行。

我在母校上学4年，又非连续性工作了两年，见证了母校五十分之六的路程。

庆典是在只能容纳数千人的体育馆内举行的，这就意味着不是每个师生、校友都可以进入。而我，这个并不合格的毕业生，离校两年仍默默无闻，却有机会挂上“记者证”进入典礼现场，不能不说是幸运。

典礼也无非就是这领导那校友讲话，并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激动人心的地方。倒是在主持人的介绍下，年逾90的老教授廖旭东在左右搀扶下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向大家示意问好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完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发性的鼓掌，而不是礼节性的喝彩。

我只是母校的五十分之六，而母校却是廖教授的九十分之五十。

我向来藐视权威，但我尊敬那些应该受到尊敬的人，尊敬那些因为自己的汗水而获得的实实在在的威望，而不是炒作而来的徒有虚名。

我希望等到母校100年华诞的时候，75岁的我能向廖教授一样出现在主席台，接受应该受到的发自内心的掌声，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挂着记者证才能获得入场的权利。

体育馆外景

庆典现场

庆典现场

我在记者席

我在庆典现场

一个很好玩的镜头，我随手拍下来了。

由于距离远、光线暗而不太清楚，但这并不妨碍我的触景生情

两架摄像机对准前方，而她站在中间背向而弛、异军突起。

这让我想到了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路。

张灯结彩的校园

大红灯笼高高挂

生活与梦想

假如当年02世界杯的时候也有这玩意儿，如今的记忆肯定会更丰盛了。

明天师大50周年校庆，今天我再次当了一回记者。

从“吴韵”景观石落成典礼，到电子显示屏落成典礼，到物理系改院揭牌仪式。不亦乐乎。

校园变化了很多，不变的只有记忆。

我们毕业后，21层信息科技大楼落成、体育馆和游泳馆落成、再加上现在的景观石、电子显示屏、校训杯什么的，我真希望能和当年的那群同学再在这里聚一聚，共同感受那份回忆。

明天校庆典礼，会场座位很紧，不是人人都能进的。我很荣幸能成为幸运的一员，尽管不是以什么“著名校友”的身份。但我相信，当母校80周年校庆的时候，我一定会以那种身份回到这所校园！

我会努力。

生活与梦想

今天是中秋节。对我来说，这一天却还有另一层意思。物是人非，也只能在自己心底寄托一下了。

一年之间，从火海到冰峰。

除了我之外，祝所有人中秋快乐。

至于我自己，还是留着独自享受那个特殊意义吧。

众乐乐，还真不如独乐乐有意思。

当年的这天确算得上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乐事。但今天我却只有辛酸。

生活与梦想

今天收到了两份稿费，一份是刊登在6月《科幻大王》上的《克隆替身》的180元左右（具体多少忘记了，我只扫了一眼汇款单），一份是刊登在6月《红领巾》上的《果汁打印机》的40元。

这两篇在投稿的时候我留下的地址是：徐州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这是我以前的工作地址。可这两份稿费，还有我在中学当老师的时候的一个名叫杜薇的学生给我写的信，都被我们尽职尽责的邮递员同志送到另外一个学院去了。能把它们找回来也纯属偶然，管理学院的收发员苗东老师近日接到邮局两张我的汇款催领单，心细的苗老师纳闷没有收到汇款单怎么会有催款单，便到其他院去查看，才让稿费和信件失而复得。

我仔细看了汇款单和信的收件人地址，“管理学院”四个字写得非常清楚，甚至连连笔都没有，相信天下的非文盲人士都不会认错。而我们的邮政机构却送错了地方，不是送错一次，而是三次，可能还有更多，因为早先老谢给我寄的书我就没有收到。难道他们像99年美国轰炸我国南联盟大使馆的理由那样，“采用了过期的地图”？怎么他们送广告和帐单的时候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呢？

这几天我在设置属于自己域名的电信邮箱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不能正常收发邮件的糟糕现象，但相比之下，传统邮政的可耻程度更甚。因为电子邮箱投递错误十有八九是因为技术原因，而传统邮政投递错误只能是不可谅解的人为因素；电子邮件投递错误我还经常会收到一封系统退信的说明信件，而传统邮政寄丢了你去查人家根本不理你；电子邮件还是免费的，传统邮政的邮资却一天天暗度陈仓地往上涨。难怪人们常常把“厚颜”和“无耻”连在一起说。

这两份稿费丢了我倒不可惜，可惜的是老谢的那本书。尽管这些稿费足够买上将近20本了。

还有杜薇的那封信，她是特意赶在教师节把信寄出来的，当她得知我没有收到的时候很失望。

使命：为儿童写作 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