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名博客作家郭卫东出差时在火车站被检查身份证，无意中发现仪器屏幕上除了显示姓名和身份证号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标识：“维稳三级”，并附有盯防专人警察的姓名和手机号码。郭卫东在微博中感慨：“原来我是三级维稳对象！”奥威尔《1984》中描述的全面监控的恐怖景象已经活生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了。

二

就在我写上篇博客的同时，中国作协创联部负责人终于表示，中国作协将严密关注事态发展，如有必要将会采取进一步行动。相比咬Google时候的那股疯狗劲儿，这次仅仅是一句无关痛痒的“密切关注”；还什么“如有必要”，人身自由都被限制了半个多月了难道还不够必要吗？这哪是表态，这是婊子态度！

三

这几天我开始读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才读了两章就已然热血沸腾。

美国的建国者依然面对他们原来的问题：如何制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人民的自由又不被它一口吃掉？……《权利法案》（宪法修正案前十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它旨在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防止联邦政府干涉和剥夺美国人民的自由……

它（《权利法案》）的第一条就是“国会不得指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权利。”……简称“不得立法”条款，是美国宪法和宪法修正案的灵魂。

其实很多国家的宪法都有言论自由这一条，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那么，美国的《权利法案》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它的特点就是规定了政府不得立法剥夺这种自由。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借口紧急状态、战争状态或其他任何非常状态，去剥夺或限制人民的宗教、言论及出版自由。

四

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有一天，在中国，维稳分级与密切关注的主客体能够发生一次角色互换。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访问中国，随性团队表示，要把奥巴马在中国的行踪即时在twitter上直播。我非常好奇，因为在中国，没有人可以自由访问Twitter。我想托人找奥巴马老师打听打听，他在中国是怎么上Twitter的？我很想跟着学一手。

今天，奥巴马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对话，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自由地使用Twitter？

面对这个问题，200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这样回答：我坚定支持互联网自由开放，非常支持不进行所谓的“内容审查”，只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民主制度变得更强。

听见奥巴马总统的回答，我要哭了，被感染了。作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奥巴马本人并不使用Twitter，可他不阻碍别人使用Twitter！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奥巴马也并不喜欢网上有人对他说三道四，可他却坚决支持网络的自由开放！

这样的人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谁获得！

但我还是感到悲哀，因为这个问题不是由奥巴马面对面的那些上海青年提出的，而是由美国驻华大使代网民提出的。这样的一个3亿中国网民普遍关心的中国的问题，却只能通过美国大使之口向美国总统提问，这不是一大悲哀吗？

以下是新华社发布的对话实录：

奥巴马：好吧，我现在请我的洪大使，现在有一个网民通过我们使馆网站提了一个问题。

洪博培：第一，有这么多互联网使用者的国家，有6000万写博客的人，你知道防火墙的事情吗?第二，我们是不是应该自由的使用TWITTER?

奥巴马：首先让我说，我从来没有使用过TWITTER。我注意到一些年轻人，他们一直很忙，有各种各样的电子器材，很笨重。但是我还是非常相信技术的作用，非常重视开放性。在信息流动方面，我认为越是能够自由的信息流通，社会就变得越强，因为这样子，世界各地的公民能让自己的政府负责，有一个问责制度，他们自己会思考，这样会有新的想法，鼓励创造性。所以我一直是坚定的支持互联网开放的使用，我是非常支持不审查内容，在美国我过去谈过，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我也认识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统，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在美国，我们有没有受限制的使用互联网的机会，这是我们力量的来源，也应该受到鼓励的。

但是我也应该很诚实的告诉各位，作为美国总统，有的时候我还是希望信息不是那么自由的流通，因为这样我就不需要听到人们在批评我，我认为很自然的。

在人处于一个实力地位的时候就会想到，你为什么这样说我，你这样说是很不负责的。可是真实的情况是这样，因为在美国信息是自由的，因为在美国有很多人批评我说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我还是认为，这样才会使得我们的民主制度变得更强，使我变成一个更好的领导人，因为它迫使我听到一些我不愿意听到的意见，也迫使我审查我正在做的事情，每天都要审查，要看我是不是真的为美国人民做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互联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更强的工具，可以让公民来参与。

实际上，我这次胜选，当了总统的一个原因之一我们能够动员很多年轻人，通过互联网来动员。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我会赢，因为我们不是得到最富裕的支持者、政治上最有权利的人支持我们，可是人们通过互联网看到我们竞选，他们开始感到很兴奋，他们就组织起来成立一些竞选的活动、事件和集会，结果就产生了这些从下往上的一种行动，使我们很成功。

这不仅在政府和政治，在企业界一样。像Google这种公司，不到20年前，它只是两个年龄跟你们差不多一样的人创业，本来是科学的实验，后来因为互联网，他们能够创造一个产业，这个产业使得全世界各地的商业发生一场革命。

所以要不是有很自由的开放性，就像互联网所提供的开放性，那Google不会存在，所以我很支持一个做法，就是不要限制互联网的使用、接触或者像TWITTER这种信息技术，越开放越能够沟通，使全世界联系在世界。像我的两个女儿玛丽亚和娜塔莎，一个是11岁，一个是8岁，在她们的房间可以上网，通过互联网可以达到世界任何地方，可以学到她们想学的内容，这是她们巨大的力量，她们拥有这种力量，也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技术也有负面，恐怖分子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做一些以前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有一些极端分子也可以动员。当然开放性肯定要付出某种代价，这是不能否认的。可是我想好的远远多于坏的，所以还是保持开放是好的，这是我很高兴互联网也作为这个论坛的一部分。最后两个问题。

之所以选择跳崖，可能是出于韩国的地理环境因素；而之所以自杀，可能是出于韩国的政治环境因素。

这不难让人联想到，台湾前任地区首脑陈水扁结束任期后直接被送进了监狱。

有段时间我也曾像很多声音一样想：人家的“总统”可以沦落为阶下囚，看人家多民主呀！

可最近我改变了这个想法。就在不久前看完《24小时》第七季大结局的时候。

《24小时》第七季剧情中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她在上任前就由于自己的当选而导致儿子被谋杀，上任后不久，她的丈夫又被恐怖分子绑架射伤，在死亡线边缘被抢救了回来。但是，由于杀害她儿子的人愿意以重要情报换自由，她不得不签署特赦令并给他安排了一个得以逍遥法外的新身份。总统女儿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就找杀手暗杀了这名凶手。而这件事只有总统知道，她可以选择保护她的女儿，或者告发——这就意味着她将彻底失去这个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庭。

这件事可能每个人都会理解，即便总统选择包庇她的女儿也不会有人怪罪她，因为她为了国家而让家庭变得支离破碎。但在这个时候，女总统还是选择了向司法部门告发了女儿，因为“I am  president of the Unite States”。

我发现在美国电影或电视剧里，副总统或政府要员贪赃舞弊的情节屡见不鲜，却极少出现给总统形象抹黑的情形。尽管克林顿把性丑闻的笑剧闹到了全世界，尽管美国酒吧里人人都在嘲笑小布什的低智商，可似乎从没听到美国人对总统的权力、职责和公正性有过任何质疑。在这方面，美国总统的不可冒犯性和中国领导人的神圣性几乎是没有差别的。

为什么美国人会如此坚信他们的总统？而美国那些的屁虫们一方面口口声声叫着民主，一方面急不可耐把卸任总统投向法庭。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连主要领导人都不能做到恪守使命、以身作则、践行法律，那这个主要领导人是怎样当选的？这个国家（或地区）又还有什么民主可言？

如果有一天你在街头见到这么一辆奇怪的汽车，别忘了它叫Google街景车（Google Street View Car）。它每天都活跃在这颗星球的城市街头拍摄街景，当你使用Google地图等服务时，可以身临其境地看到街景照片。

应该说，这是一件充满了趣味与创意的事。可是，Google街景车所到之处，并非广受欢迎。相反，在欧美许多地方，它还受到不小的抗议，甚至几度被居民驱赶出他们所在的街镇，一些国家和地方政府也在向Google施压。这是因为街景车随机拍摄的照片，可能侵犯了某些人的隐私权。包括：随地小便等不雅行为、躺在草坪上享受日光浴的裸女、刚从脱衣舞吧走出来的男士、在街头亲热的情侣……

于是，Google街景车背上了“间谍车”的名号——尽管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

Google街景车拍摄到的加州帕拉奥图史丹福大学校园内穿比基尼泳装女晒日光浴

令我非常不理解的是，对“间谍车”的“偷窥”行为如此反感的欧美人士，竟然一再派出间谍船开到中国附近海域大模大样地进行勘测，遭到了抵制还要理直气壮地把责任全推给中国。从十年前的撞机事件到现在的海上对峙事件皆莫如此。

间谍船究竟是否入侵中国领海可能的确存在争议，可是，行走在公共街头上的Google街景车，恐怕也没有侵犯居民的私有领地吧？为什么也要抵制呢？Google街景车从事的尚且是公益事务，间谍船开过来是为了什么勾当呢？只希望别人尊重自己而不去尊重别人的人，是最不值得尊重的。

（本文所有照片皆源自网络）